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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刑辨大律师陈洪忠

首都法学高级人才库专家 七届北京律协刑辩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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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一法律师所合伙人、主任、刑辩律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七届北京律协刑诉法专委会副主任,八届北京律协军法委主任,北京市公安民警维权律师,荣获“北京百优刑辩律师”称号,荣获“中国律政十大精英律师”称号。1989年开始律师执业,北京大学刑法学硕士。 事务所网站:www.yifalawfirm.com 欢迎光临指导! Email:yifa23@yahoo.cn 办公室:(010)5155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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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二审是侵犯辩护权的重灾区  

2016-03-29 12:20:40|  分类: 刑事理论探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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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颁布实施已经有半年多了,律师的辩护权仍然乏善可陈,尤其是刑事二审是侵犯辩护权的重灾区包括北京高院刑庭法官在内,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原则普遍存在认识不足,我行我素,个别法官总以能为难辩护律师而津津乐道,对刑事法官的监督缺位非常严重。

一、滥用所谓的合议庭评议

比如,一起案件只要证明甲是乙的亲生母亲即构成指控的犯罪,甲与乙的报案与庭前证言均如是说。在补侦程序中,控方收集到了两人的出生日期,却是女儿比母亲还年长不少。一审是根据甲与乙的证言认定的犯罪事实。二审辩护人认为,一审程序错误、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要求开庭审理,并根据两人的证言内容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还申请法院调取两人的户口本、户籍资料,申请有联系方式的甲的配偶、乙的哥哥出庭作证。二审却以甲与乙的证言均是依法取得,辩护人的意见与证据均不能否定两人证言,于是决定书面审理并裁定维持了原判。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突然通知开庭宣判,辩护人急找证据,忽然在另案证据中发现了甲和乙都曾就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向公安机关作过证言,证明甲和乙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根本没有血缘关系。辩护人马上跟书记员问法官姓名和联系方式,想提供此重大证据线索并阻止目前可能的错判。书记员很警惕很小心,说先问一下法官是否同意辩护人打电话。过一会儿回话说,法官让写出书面意见,等宣判后交给法庭就行。辩护人坚持要与法官通话。书记员再次请示,于是辩护人得到了法官的电话号码。辩护人因终于能与承办法官通上电话可以行使辩护权了而感到非常幸福,立即将电话拨进了法院……没人接听,再拨……仍没人接听……坚持了一个多小时。辩护人无奈再打通书记员电话。书记员再请示,回复说法官在开会,说她可以记录下来后转达法官,法官将于周六日加班研究。辩护人反复告诉书记员,自己在周六、日24小时均开机,随时可以把证据送来。书记员答应了……这一切都没有能够阻止了法官坚定的脚步……所有这一切,法官都以秘密的合议庭评议做为挡箭牌。

以上的事儿是一个比方,但是案件的因果顺序关系、证据关联程度均极其相似,辩护人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

二、个别法官对律师辩护持排斥心态

北京高院为例,尤其是可以书面审理的二审案件,个别法官对律师介入十分反感。比如不让辩护人直接联系到法官,对于律师要求调查、要求开庭的辩护努力感到厌烦,认为是在找麻烦,律师的辩护权常常被严重剥夺。

还以上面这个案子为例,辩护人等多名律师连续作战调查取证,及时递交了证明本案系人为制造的假案新证据223份,共575页,这些证据与案件事实关联性强,证明了被害人可能是虚假控告。辩护人还依法申请了法院调取关键证据5份,辩护人也申请了法院通知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并都根据事实阐明了申请的理由。

《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被告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辩护人据此提出了要求开庭审理的辩护意见,何况认为案件是人为制造的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还明确规定,要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

辩护人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后,不间断电话问询证据是否调取,随时准备阅卷,并重申银行转账记录是一审判决就应当具备的关键证据,是认定犯罪证据链条不可或缺的环节,调取来就能判断该案是否真实发生过。2016年3月10日上午10:59时,法院还说证据尚未调取,等调取以后会通知辩护人阅卷的。然而仅过一天,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上午11:15时,法院便电话通知将于3月14日(星期一)上午9:30时开庭宣判。法院不仅没有及时通知辩护人改为书面审理,而且直接通知开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6条规定,办案机关作出二审不开庭审理程序性决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法官这种突然袭击式对待辩护律师,不仅违法,情节也是恶劣的。

三、缺少对刑事审判法官监督的有效机制

如果拿佘祥林案相对比,辩护人发现的新证据,相当于“被杀害的”佘祥林妻子活着回来了。辩护人仍然不能阻止违法的开庭宣判,不能阻止一审错判生效!

辩护人也是北京律协权保委成员,却也没有渠道能够见到法官或者直接通上话,更别提阻止违法的宣判程序了。直到开庭,辩护人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满脸得意手拿判决书的主审法官。辩护人据理力争要求立即停止宣判程序,法官没有任何合理理由予以解释,仍然强行宣判……辩护人不得不离开法庭想找院长反映情况……。

当然了,高院内外戒备森严,我根本无法见到法院或刑庭的领导。来到控告窗口,被告知既无纪检接待窗口,公开的电话也一定没有人接。打12368投诉,告知的仍然是那个窗口反复明确保证没人接听的电话号码。

辩护人根据刑诉法第47条规定到市检察院控告该法官,检察院窗口工作人员告诉我,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北京暂不执行,不在受理范围,让我去法官协会控告。

对于前述承办法官,我已经将控告材料寄给高院纪检室了,只是还是习惯性石沉大海没了结果。

                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陈洪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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