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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刑辨大律师陈洪忠

首都法学高级人才库专家 七届北京律协刑辩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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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一法律师所合伙人、主任、刑辩律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七届北京律协刑诉法专委会副主任,八届北京律协军法委主任,北京市公安民警维权律师,荣获“北京百优刑辩律师”称号,荣获“中国律政十大精英律师”称号。1989年开始律师执业,北京大学刑法学硕士。 事务所网站:www.yifalawfirm.com 欢迎光临指导! Email:yifa23@yahoo.cn 办公室:(010)5155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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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自白排除法则  

2007-11-15 10:08:49|  分类: 刑事理论探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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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白即自己说明自己的意思,自我表白。自白排除法则,是指不是出自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的自白,或者司法当局在收集自白证据的时候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行为,即可将此项自白排除不用。

自白排除法则起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考罗门原则”。美国独立后,以法律形式继承了“考罗门原则”。1791年联邦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任何人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这就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宪法原则。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自白排除法则从“自白的自愿性”发展到必须具备“程序合法性”。“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包括以下含义:第一,被告人没有义务向控告方或者向法庭提供任何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而控告方不得采取任何强迫的方法让其作出供述。第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司法人员应当及时告知他们享有的这一权利。第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并出自于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都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联合国等世界组织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都将此权利确立为刑事被告人在受到指控时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其基本精神是:控诉方对于公民的控告,负有提供罪证的职责,而犯罪证据的收集,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得使公民在被迫的状态下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英美刑事诉讼理论对人性也做过深刻的剖析。认为,无论是警察、检察官,还是法官,只要是人,就可能滥权,就可能怠惰,就可能麻痹,就可能犯错。上述任何一种情形,只要在刑事程序中发生过一次,对卑微的人民或者和谐的社会,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不相信任何一个‘有权’的人”,是英美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上位原则。甚至对的“无权”的证人,他们也处处防范,所以有“传闻法则”,而且刑事被告人与证人“对质诘问”是 “宪法”赋予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二战以后深受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影响,移植了自白排除法则。日本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以强制、考问或胁迫所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者拘禁的自白,或者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1项还规定,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于侦查时,应预先告知被告人有权拒绝供述。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自白排出法则,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一直为我国法律所禁止。所谓刑讯逼供,是指办案人员通过使人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迫使其作出某种供述的行为。大体包括拷问、吊打、车轮式讯问、疲劳战术、消耗战术、制造恐惧等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45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有罪。”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刑讯逼供的权利。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规定本身仍然难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同时,《刑事诉讼法》第93条又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但对“如实”的标准未作出明确界定。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如实”标准时,侦查人员就必然会想尽办法去获取口供,事实上起到了变相鼓励侦查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我国经历了上千年的封建司法制度,口供一直被视为证据之王,几乎所有的审讯活动都是围绕口供的收集展开的。刑讯逼供、严刑逼证被作为收集证据的通行手段。如今,野蛮、落后的封建司法观念阴魂未散,有的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过分依赖,把借助刑讯获取口供奉为突破案件的至宝,往往成为一些人邀功请赏、加官进爵的资本,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刑讯逼供不一定导致错案,但冤案错案的背后却往往会有刑讯逼供的阴影,这是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后果。通过刑讯使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的虽然不少,但无辜者因无法忍受肉刑摧残而按照侦查人员捏造好的“口供”顺竿爬,含冤受罚的不乏其例。两次死里逃生被错误关押的佘祥林、被错杀变成冤魂的聂树斌等等,无一不是被刑讯逼供所害,教训十分深刻。“变相刑讯逼供 国企老板苦不堪言”案中的大量证据显示,检察院侦查人员在向被告人李伦讯问时,就存在严重的“车轮式讯问”、“疲劳战术”、“制造恐惧”等变相刑讯逼供现象。“刑讯逼供的最大危害在于,办案人员打着惩治犯罪的名义,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却干着破坏法治、有违人道的行为。”(见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187页)

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三款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自己有罪。”我国签署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分公约》的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以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等等。我国已经加入或者缔结了许多有关“自白排除法则”方面的世界公约,间接地承认了被告人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表示:“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然而,各地在司法实践中差距较大。

在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日本等国的自白排除法则的合理成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自白排除法则,履行作为缔约国所承诺的义务,尽早与世界接轨。设立我国自白证据排除法则要根据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发展水平,做到既不偏激,更不保守,也不照搬国外的做法。

1. 赋予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证人时的在场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规定了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但是律师不能与犯罪嫌疑人交流案情,不能调查取证,实践中办理会见手续需要进行批准,往往律师需要跑两趟以上才能得以会见,侦查人员还要全程在场监督。笔者在办理案件当中,在侦查阶段的第二次会见申请没有被批准过。所以,尽管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允许律师提前介入,但是由于限制太多,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帮助不大。美国60年代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创立了先例:律师有权亲自来到警察局讯问嫌疑人的现场,如果警察剥夺这一权利,那么,嫌疑人单独作的供述就失去了证明力。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第1款规定:“对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进行询问或对质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或传唤他们,但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要辩护人在场的除外。”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在场。”故我国应当确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由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帮助其收集保全辩护证据,在接受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等等,这也是弥补侦查监督体制漏洞的最好方法。

2. 取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义务,明确赋予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的特权。沉默权是世界公认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刑事司法制度,是控制非法获取自白证据的最有效方法。我国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但是如何从宽和如何从严,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假设,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坦白,往往就会被认为不老实,容易产生刑讯逼供。许多案件是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定罪的,也就是依靠被告人的自证其罪,造成了司法的不公平。社会上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脑袋搬家;抗拒从严,长命百岁。”等民谚,反映的就是这种司法不公现象。口供证据的广泛使用是刑讯逼供大行其道的祸根,如果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就会从根本上杜绝了强制“坦白”的刑讯逼供现象。

3. 确立非法收集的自白证据予以排除的法则。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以法律制约公权力,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干涉和侵犯。非法自白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价值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要求,而制止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宣告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可采性,使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行为徒劳无益,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和消除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现象。应当排除的非法收集的自白主要有:①采用刑讯逼供、精神折磨,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自白;②未经法律授予侦查权的主体,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自白;③在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拘禁期间或者延长拘禁期间获得的自白;④在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沉默权和律师协助权的情况下获得的自白;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要聘请律师协助,在律师到达之前进行讯问获得的自白。

4. 确立刑讯逼供的举证倒置制度。严格依法取证是对侦查机关提出的法律要求,当被告人或者其辩护提出存在刑讯逼供而自白证据不应采信的控告时,被控有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侦查机关有举证证明其取证合法的义务,如果查明获取自白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或者如果侦查机关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没有刑讯逼供、取证合法,法院应推定其刑讯逼供存在,都应当排除自白证据的效力。这一规定有利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讯问时全程录音和录像的实施。既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能防止被告人的当庭翻供。“法正国兴!”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法治化进程中,只有真正建立起包括自白排除法则在内的、经过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实践检验通行的、科学的刑事司法程序机制,才能真正遏制司法腐败问题(这里仅指出卖或变相出卖国家司法权特别是审判权,以获取个人或单位私利的狭义司法腐败)。梁根林教授在“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一文中指出:“今日的中国,司法腐败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司法不公的范围,甚至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的法制基础。”当今的司法腐败不得不引起国人,尤其是法律人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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